1977年8月19日,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领导人
1977年8月的北京,空气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,说是轻松吧,不全是,说是紧张吧,也不只是。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12日开到18日,1510名代表坐进会场,那时全国已有3500多万名党员。
场面不小,像是要把这些年的风浪先摁住,再把秩序一点点扶起来。
大会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,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,又通过了修改后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,还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,中央委员201名,候补中央委员132名。
等到8月19日,十一届一中全会把中央领导机构定下来,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,叶剑英、邓小平、李先念、汪东兴任副主席,这几个人又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。名单一出来,很多人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了一半。只能说落了一半。
这次大会有个很醒目的动作,就是正式宣布以粉碎“四人帮”为标志,那场折腾了太久的政治动乱结束了。会场里这句话一落地,分量很重。
谁都明白,这不是一句轻巧话,它意味着一个阶段被硬生生掐断,国家得重新往正地方站。
政治报告还重申,党的根本任务,是要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新党章也把“农业、工业、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”的目标写进总纲。路像是已经摆在眼前了。
可历史这东西,从来不肯让人走得那么齐整。
大会一边揭批“四人帮”,批判他们那些荒腔走板的谬论,像什么“老干部是民主派,民主派就是走资派”,一边又没有完全从旧思路里拔出来。政治报告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仍然作了肯定,对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评价很高,还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这就有点拧巴了。嘴上说一段历史结束了,纸面上却还留着那段历史的影子。
会场里并不是没有不同声音。有些同志在讨论政治报告时,已经把话挑明了。有人反对“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”的提法。有人直说,毛主席自己讲过,那场动乱有“打倒一切、全面内战”的错误,报告里这样一股脑肯定,实在不妥。
还有人盯住“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”这句话,认为“始终”二字在理论上说不通。
聂荣臻的书面发言更有分量,他是冲着“两个凡是”去的,讲得很清楚,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得抓精神实质,得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,不能把每一句话都搬成离开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教条。
可惜,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并没有被采纳。会场外头的人盼着翻篇,会场里头的文件却还带着旧口气。这正是十一大的复杂处,也是它最真实的地方。它确实往前走了一步,步子又没有迈得那么干脆。
叶剑英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,着重提到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,尤其要恢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,并且把它一步步健全起来。这话很要紧。经过那些年的折腾,组织原则被冲得七零八落,很多规矩坏了,很多关系也乱了,党要重新站稳,先得把骨架立起来。只是,新党章终究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里一些“左”倾错误观点,那些问题很大的理论,依旧留在纸上。
真正更有生气的一幕,倒是在邓小平的闭幕词里。那时他已经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,他在会上号召全党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党树立的那些好传统,群众路线、实事求是、批评和自我批评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、艰苦奋斗、民主集中制,都点到了。他还描绘了一种政治局面,要又有集中又有民主,又有纪律又有自由,又有统一意志,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。这几句话,说得不花哨,却很见筋骨。那不是空喊口号,是在给拨乱反正找门缝。
十一大之后,变化也不是停在纸面上。
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,华国锋把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,坚持党的基本路线,抓纲治国,继续革命,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。
到了1977年10月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陆续召开新一届党代表大会,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。中央直属机关、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,党委或党组也在恢复建立。
新产生的党委或党组开始清除追随“四人帮”的帮派分子,又起用了大批在那场动乱中被打倒的老干部。人一换,风气就会慢慢变,领导力量也随之充实起来。
回头看1977年8月19日,不能只盯着那张领导人名单。名单当然重要,它把中央领导机构重新定住了,也让外界看见了一个重新收拢局面的框架。可更值得咂摸的,是那一天前后的那股劲儿,旧东西还没退净,新东西已经冒头,倒真能让人清醒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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