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8月19日，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领导人
1977年8月的北京，空气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说是轻松吧，不全是，说是紧张吧，也不只是。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12日开到18日，1510名代表坐进会场，那时全国已有3500多万名党员。
场面不小，像是要把这些年的风浪先摁住，再把秩序一点点扶起来。
大会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，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，又通过了修改后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，还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，中央委员201名，候补中央委员132名。
等到8月19日，十一届一中全会把中央领导机构定下来，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，叶剑英、邓小平、李先念、汪东兴任副主席，这几个人又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。名单一出来，很多人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了一半。只能说落了一半。
这次大会有个很醒目的动作，就是正式宣布以粉碎“四人帮”为标志，那场折腾了太久的政治动乱结束了。会场里这句话一落地，分量很重。
谁都明白，这不是一句轻巧话，它意味着一个阶段被硬生生掐断，国家得重新往正地方站。
政治报告还重申，党的根本任务，是要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新党章也把“农业、工业、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”的目标写进总纲。路像是已经摆在眼前了。
可历史这东西，从来不肯让人走得那么齐整。
大会一边揭批“四人帮”，批判他们那些荒腔走板的谬论，像什么“老干部是民主派，民主派就是走资派”，一边又没有完全从旧思路里拔出来。政治报告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仍然作了肯定，对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评价很高，还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这就有点拧巴了。嘴上说一段历史结束了，纸面上却还留着那段历史的影子。
会场里并不是没有不同声音。有些同志在讨论政治报告时，已经把话挑明了。有人反对“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”的提法。有人直说，毛主席自己讲过，那场动乱有“打倒一切、全面内战”的错误，报告里这样一股脑肯定，实在不妥。
还有人盯住“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”这句话，认为“始终”二字在理论上说不通。
聂荣臻的书面发言更有分量，他是冲着“两个凡是”去的，讲得很清楚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得抓精神实质，得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，不能把每一句话都搬成离开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教条。
可惜，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并没有被采纳。会场外头的人盼着翻篇，会场里头的文件却还带着旧口气。这正是十一大的复杂处，也是它最真实的地方。它确实往前走了一步，步子又没有迈得那么干脆。
叶剑英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，着重提到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尤其要恢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，并且把它一步步健全起来。这话很要紧。经过那些年的折腾，组织原则被冲得七零八落，很多规矩坏了，很多关系也乱了，党要重新站稳，先得把骨架立起来。只是，新党章终究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里一些“左”倾错误观点，那些问题很大的理论，依旧留在纸上。
真正更有生气的一幕，倒是在邓小平的闭幕词里。那时他已经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，他在会上号召全党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党树立的那些好传统，群众路线、实事求是、批评和自我批评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、艰苦奋斗、民主集中制，都点到了。他还描绘了一种政治局面，要又有集中又有民主，又有纪律又有自由，又有统一意志，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。这几句话，说得不花哨，却很见筋骨。那不是空喊口号，是在给拨乱反正找门缝。
十一大之后，变化也不是停在纸面上。
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，华国锋把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抓纲治国，继续革命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。
到了1977年10月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陆续召开新一届党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。中央直属机关、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，党委或党组也在恢复建立。
新产生的党委或党组开始清除追随“四人帮”的帮派分子，又起用了大批在那场动乱中被打倒的老干部。人一换，风气就会慢慢变，领导力量也随之充实起来。
回头看1977年8月19日，不能只盯着那张领导人名单。名单当然重要，它把中央领导机构重新定住了，也让外界看见了一个重新收拢局面的框架。可更值得咂摸的，是那一天前后的那股劲儿，旧东西还没退净，新东西已经冒头，倒真能让人清醒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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